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发了国家卫健委党组的文章，指出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这篇文章作为官方职能部门的发声，不仅权威性高，而且信息量大。比如，关于我国当前人口发展形势，除了指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事实上，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已经显示，2021年我国净增人口仅48万人，创下60年来的新低。这一数据公布后，关于我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的声音，就逐渐多了起来。这次国家卫健委给出判断，则标志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作为一种即将到来的事实，已被官方所确认。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已有不少国家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而我国进入该阶段，又有几个特殊的地方值得注意。
比如，作为总人口高达14亿的人口第一大国进入负增长阶段，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人口负增长，过去多以发达国家为主，而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因此，基于种种特殊性，面对人口负增长，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和更积极应对。
应该说，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持续放开，以及一些生育配套政策和服务的完善，我们的生育政策体系从管理型向服务型，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变，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正如这次文章所指出的，“当前，我国配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发展形势、与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建立健全”。
为此，文章提到的一些应对举措，都具有很大的针对性。比如，探索完善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共同参与的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加快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积极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等等。
去年6月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此次文章所提出的一系列举措，是一种重申，同时也给出了一些更细化的要求。而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一些措施或许仍有继续优化的必要性。
换句话说，鼓励生育应该更加旗帜鲜明、更加直接有效，拿出更多“真金白银”的举措。
比如，能不能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学杂费全免？幼儿园教育虽然近年来的普惠力度已明显提高，但它在幼儿的养育成本中仍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成为现实中年轻人主要生育忧虑之一。这方面，近年来也有人大代表不断提出建议。因此，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可以将这一举措纳入到优化生育服务的考量之中。
此外，随着三孩政策的生效，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对三孩家庭予以了优待鼓励。但支持和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与政策设计，不能忽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生育三孩的基础来自一孩、二孩，如果相关鼓励政策只“就高”，而忽视对更普遍的一孩、二孩的普惠式鼓励，恐将影响到生育支持政策的整体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文章中还提到，要清理和废止相关制约措施，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一点很有现实指向性：尽管当前支持和鼓励生育已成为政策主流，但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些与鼓励生育相矛盾的做法和政策，在一些地方仍时有出现，这显然不利于真正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从国外的普遍经历和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人口低增长乃至负增长的阶段，要改变社会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惯性，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好长远性、全局性的考量和应对。既要在具体问题上解决年轻人的生育痛点，也要在宏观层面稳住年轻人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和良好预期。（澎湃特约评论员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