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曾经大力提倡的规则就可能变得不合时宜，比如“左行右立”。 2008年底，上海可是把它看成关系文明礼仪的重要规则，每天上百人到地铁中轮流值班，提醒自动扶梯上乘客“左行右立”，颇有前段时间提倡垃圾分类的态势。这次规则养成活动，一直持续到600天后的世博会召开。 好不容易大多数人接受了，今年4月底，上海各地张贴新版《自动扶梯乘梯须知》，第一条就是明令禁止“左行右立”。 不是规矩变化太快，是世事变化太快、时代变化太快，快得让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尤其人不多的时候，还是会习惯站到右边，把左边让出来。 规则，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共识，它跟规矩不一样。规矩是经过一定历史时期沉积形成的更为牢固的族群共识，更为刚性。而规则是法律和规矩之外的群体共识，它更加动态，随社会发展而变化，随社会分化而多样化。有的时代可以突破规则，而突破规矩则可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遭历史唾弃。 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比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所谓的社会“液化”有过之无不及。转型社会中，共识形成难、推翻易，规则也就呈现出不同特点。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
国人在家里有一套规矩，可能长幼有序、干干净净，“不要用筷子敲碗”“不许抖脚”……这些规范礼仪、道义等规则不仅完备，并且更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在这些规则下，大部分人对着家人、认识的人，或者对着社交场合上要有公务接洽关系的客户，可以很守规矩。但一回头在街上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他会变成另一个人。这种血亲规则和圈子规则说白了只是内部规则，而不属于公共规则。 这就是媒体人周轶君观察到的，“规则一旦涉及社会上的一些约定，比如咱们说好了，为了更有效地运转，都不能随地吐痰、不能插队，就没有个人规则那么有效了。这个东西我们是不太有共识的。所以它有一个家里和家外的分别。” 在事无巨细的规则中，个人规则多，社会规则少，让我们不太懂得怎么跟陌生人共处。这直接的结果就是，对规矩的蔑视与破坏见诸各种媒体平台：大妈飞机桌板晒芭蕾脚，空姐劝说无果，反被指责没有同情心；电动车载人闯红灯，与出租车剐蹭，反向的士司机索要赔偿；男子没拴牵引绳遛狗，妈妈赶狗保护孩子，反遭狗主人拳打脚踢…… 但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低规则社会”吗？未必。 不以规则不成方圆，对于规则的强调与重视，可以说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一面是事无巨细的规则，一面是不断破坏规则的行为，看似矛盾，实则是规则比规则意识多的现状。 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则，但从未强调过要有规则意识，甚至还鼓励突破规则。“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打擦边球”“黄灯快行”等口头禅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并在各个行业中被默认。 不管是主持人窦文涛称“田忌赛马”的故事可能“会培养起规则是可以利用的，可以绕行的这种意识”，还是国人对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热爱，都是潜意识里对规则意识的漠视。相对于庙堂社会成熟的规则来说，江湖社会就是一个“低规则社会”。 在规则意识还没根植人们心中之时，人的从众心理就成了不文明行为难以杜绝的原因之一。很多人闯红灯可能并非是因为赶时间，他们只是觉得人家都闯，如果停下来就会被人看做“傻”，就会“吃亏”。之所以会觉得“吃亏”，就在于违反规则的惩罚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