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再次让中国制造业的优越性成为舆论焦点。尤其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中展现的中美工人素质的对比。
片中的一组场景对比了中美工人的“工作状态”：
在福耀中国工厂，工人像军队一样整齐列队，报数，喊口号打气，而后激昂地投入工作。
美方管理人员见识后也想学习这一套“班前会议”，但在福耀美国工厂，他收获的只是无限尴尬。
美国工人不仅缺乏纪律性，在美方管理人员看来，他们还懒惰、缺乏上进心，来上班就是为了收工资，不考虑做好产品，工作时间嘻嘻哈哈聊天。这位管理人员甚至提出，如果可以用胶带把工人嘴巴贴起来，产量就能上去。
相比之下，中国似乎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制造业工人，他们勤劳肯吃苦，还很容易形成团结、努力的工作氛围。哪怕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多企业对于迁移海外还是心存顾虑，他们认为国外招不到这么高效率的工人。
这样的优质工人是怎样炼成的？
曾经的嫌弃对象
很多人认为，中国工人的高素质来自中国人天生的品质，所谓“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曹德旺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中国人的“独一无二”：勤劳、吃苦、包容、开放，最重要的是思变，想要摆脱落后的局面。
然而，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强调“勤劳”是自己的传统美德，比如印度人在西方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后，也往往把自己的奋斗归结于“印度教传统”。
至于外国人开始称赞中国工人的勤奋高效，那更是近二十年才有的事。
在此之前，他们对中国工人更常见的印象，是“懒”。
在改开之初的1980年代，受中国低工资吸引前来考察的西方企业家往往对中国劳动场所的松散程度感到震惊，双方即使达成合作，抱怨中国工人不遵守劳动时间和劳动纪律也是外方管理人员的家常便饭。
抱怨中国工人懒惰的不止外国人，中国初代企业家同样发现自己手头人员臃肿、办事不力。
1985年，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到日本考察，发现“操作同样的机器，日本企业只有4到6个工人，我们加上维修人员达到20多人”，遂琢磨出一套“满负荷工作法”，为此登上人民日报，获得国家级发明奖，成为享誉一时的改开明星。
直到90年代后期，能够满负荷运作的工厂，在中国制造业里都是少数。所谓“富余劳动力”长期被视为一个老大难问题。1997年，官方统计数字表明，1.2亿国有企业职工之中，富余人员2200万，包括220万已停产工厂职工。
不过这里的数据，少算了正式编制之外的“合同工”：
由于正式编制人员难以辞退、效率低下，企业里的脏活、累活往往都交给编外雇佣人员，也只有这些“临时工”能服从管理，正常的干活。
层层筛选的优质员工
不过，中国工人形象的转折不久就到来了。
90年代末，亏损国有企业大量关停破产，中国制造业的接力棒终于交到了私营企业手里。三年后，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出口经济以每年30%-40%的速度飞跃发展，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厂。
在这一历史巨变后，中国制造才逐步被全世界熟悉，也是从此开始，世界人民逐渐见识到这背后中国工人的勤劳和优秀。
当然，此“中国工人”非彼“中国工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有另一种常见称谓：农民工。
也不并是所有农民工都符合优质工人的印象，事实上，这个规模庞大的中国优质工人群体，本身也是经过层层筛选得到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完成筛选的力量主要是制度。
中国农村长年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势能，大下岗前夕的1997年，四川南充市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310元，比深圳市居民的人均月收入（1548元）还要少。然而直到20世纪结束，政府对农民向城市迁徙都以严格限制为主，遇到一点计划外的状况，就要把私自入城的“盲流”驱回原籍。
后来得以做大的加工企业，多于80年代末开始设厂，当时连粮票都未废除，敢于出来务工挣钱的农民可谓万里挑一的冒险家。郭台铭最为得意的富士康造富案例王来春，就是在1988年进入富士康深圳工厂的第一批工人。
直到90年代中期，来到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其文化程度都显著高于当地职工。
随着私营经济起飞，在逼迫企业接收了一批本地再就业职工后，政府对外来务工者的态度才终于转向“引导”乃至放任。
进入21世纪，农民工数量大为扩张，完成筛选的力量变成了地理距离。
制造业岗位多在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剩余劳动力的却多是内地欠发达地区。被当做中国制造业代表的超大型加工厂，更是动辄雇佣几万甚至几十万工人，当地人力完全不够，绝大多数岗位靠外来务工者填补。
不远万里、背井离乡寻一份工作的农民工有多少呢？
以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为例，当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但其中11570万人只是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里，又有9672万人是省内就业，真正的跨省打工者只有7594万，大约占农民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四分之一，自然是农民工里更吃苦耐劳，更有上进心的那一小部分。
如果人们把视线放远，去观察内地二三线城市或江浙乡镇企业里的“本地农民工”，恐怕会得到一个松垮散漫得多的印象，而且还时不时能听到他们讲：“这个活我不干，你找XX人来干”。
难以复制的「中国模式」
《美国工厂》暗示观众：建立在工人吃苦加班基础上的这套中国模式，在美国行不通，因为美国有工会，有严格的劳动法规。
它的结论是对的，理由却给错了。
“团结、努力”的中国模式，不光在其他国家难以复制，在中国经济史上也只能是持续一时的特例。
福耀中国工厂为何能让工人服从严苛、枯燥的工作流程？为何能让他们在乏味的流水线作业中奋发努力？除了工人本身具有的优秀品质外，福耀自身的“优质”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的“优质”不是与发达国家比，不是与中国城市中产的生活环境比，而是与农民工曾经的处境相比。
21世纪以来，虽说人口流动不再直接被政府限制，外来务工者与本地职工在身份上仍然存在清晰的差别。尤其是大批农民工涌向沿海城市的最初几年里，如果没有暂住证、务工证、稳定收入和固定住所，就会被视为非法居留，遭到收容遣送。
谁可以保护他们？就是所谓的血汗工厂，就是以郭台铭、曹德旺为代表的有家长制色彩的企业家。
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竭力把“以厂为家”做到了极致。在人们熟知的军事化管理之外，他们还竭尽所能的模仿社会主义工厂大院，把职工的一切生活杂务，包括成人夜校和幼儿园，都留在厂区内解决掉，给农民工营造出一种他就是平等的当地人、城里人的幻觉。
同样重要的，还有高速增长年代满溢的希望感。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工厂规模不断扩充，每年都有大批工人从作业员进阶为工程师，或提拔为干部，真正实现奋斗改变命运的期许。
这些后发优势，不要说美国工厂无法具备，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同样面临丧失它们的危机。匮乏、管制、遣返成了遥远的记忆，“以厂为家”已不再有当年的吸引力；增长放缓的制造业，也承载不起那么多奋发努力。
事实上，在我们看“美国工厂”笑话的这个2019年，中国的制造业就业已下滑了整整五年，就业规模减少了近千万。消失的制造业岗位，大约三分之一被机器替代，三分之一释放到市场的深化分工，三分之一转移海外。
真正被严苛劳动法规拖累的国度，并不是让福耀遭遇冲击的美国，而是预备接收中国产业转移的印尼。针对中资东南亚工厂的调研反映：越南工人最好的效率是珠三角工人的95%，差一点是80%，印尼工人则只有50%。
印尼工人天生懒惰吗？其实，他们的毛病跟当年的中国多有相似：过度偏向劳方的法规，逼得企业只敢雇佣“临时工”，全印尼工人中只有30%属正式雇工。
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中国管理人员嫌其他落后国家的工人“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