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载货物的货车。图/新华社
货车轻微超载，在高速上可被免予处罚；下高速后驶上普通公路，则可能面临卸载、罚款、扣分等治超处罚。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市长董里将卡友们这一呼声带上全国两会，并建议从国家层面调整相关行政执法政策规定。
事情源于两份文件。2017年11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发文规定，超限超载在规定标准1吨以内的，予以提示警告后放行；2019年12月，交通运输部发文规定，对进入高速公路的货车，称重检测结果不大于认定标准105%的，暂按未超限超载处理。
善意的政策在执行中却出现“打架”情形。董里举例说，按照〔2019〕117号文，限载49吨的车辆，按照超载5%计算，在高速上最大可载重51.45吨。然而，按照〔2017〕173号文规定，超载1吨以上、但不足5%的货车从高速进入普通公路时，却被按照“超限超载1吨以上”规定给予处罚。
两项执行多年的政策，因执法尺度不一，一直困扰着全国一千多万卡友。直到董里去年10月通过座谈了解到这一痛点，并带上今年全国两会，建议统一执行标准，均按5%执行。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获悉此事后，当晚交通运输部一位负责人就给董里打电话了解问题，探讨解决办法。
及时回应卡友呼声，“民之关切”就该快字当头。从货车司机们呼吁，到人大代表建议，再到主管部门回应，首尾相接，一气呵成，此事进入全国两会议事日程，无疑进入了解决处理的“快车道”。
“一个1吨以内，一个5%以内”，高速公路上的政策善意，却在普通公路上被抵消。这些年来，货运司机每每在超载与治超的政策博弈中挣扎，不仅受困于不同时期政策的不同尺度，也经常遭遇执法的区域差异等。
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卡友们的切身利益，让国家意志难以惠泽每一位卡友，同时也客观推高了物流成本。
也因此，若真如董里代表建议那样，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都执行超载5%内的免罚标准，对于上千万卡友、对于庞大的公路物流规模而言，无疑是件大好事。
而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从政策层面需要做到政令畅通、政令一致。有关部门应根据时势变化及时清理相关政策，务求不出现相互抵牾的情形，避免为基层的罚款冲动提供依据。否则，不仅会给基层执行带来混乱，也必然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不必讳言，处罚超限超载行为，是为了维护正常物流运输秩序，但不能以罚代管，更不能让末端的卡友们承担了所有。该减负的一定要减负，多一些慎罚，才能激发内生动力，增强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据披露，交通运输部已明确今年要进一步清理、精简交通运输领域各项涉企收费。若能在精简罚款问题上有积极作为，将进一步改善物流业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物流业发展迅速，社会物流成本水平稳步下降。世界银行发布的《2023年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报告》中，我国物流绩效综合排名由2018年的26位升至20位，保持了稳步上升的趋势。
但也应看到，好的发展态势更需要好的政策环境，必须进一步打通政策堵点，消除政策盲点，切实扭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纠结于罚款收入的做法，让货运好政策惠及更多卡友。
而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还应从社会经济运行角度正视当下公路运输存在的阻塞、不同优惠政策间的龃龉等问题。从政府自身建设做起，拿出具体可行的办法，让好政策的活水浇到大大小小经营主体的根上。
事实上，只有不断解决掉诸如“1吨”“5%”这样的“小事”，才能以高效能的物流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这样的“小事”成为全国两会议题，不仅表明民生无小事，更体现了“中国之治”惠民生、纾民困、解民忧的责任担当。（新京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