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咬定目标一鼓作气，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强化产业扶贫和就业帮扶等措施；持续扎实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等工作，继续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决定（2015），确保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脱贫攻坚这项意义重大的事业，如今已经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2015年末减少3915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2015年下降4个百分点。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产业为基，百姓获益”。
自2013年11月“精准扶贫”的战略构想提出以来，产业扶贫便受到重点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11月《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在2018年6月《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战。
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这既是政府对新时代扶贫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凸显了产业扶贫在扶贫工作中的新做法。
日前，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公示的2019网络扶贫案例入选名单，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阿里巴巴的淘宝直播“村播计划”、京东的新模式推动产业扶贫、美团点评的“助力高远”消费扶贫等10个项目入选2019网络扶贫十大案例。
与一贯的扶贫方式相比，当前强调的产业扶贫，实质上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扶贫方式。国内外经验证明，企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企业的参与势必关系到产业扶贫的效果。众所周知，现代企业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创造收入和获取利润，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企业不断探索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广大贫困地区，涉农企业多以当地农业主产业为依托发展为农业龙头企业，从而对上下游产业发挥带动作用；并通过吸纳当地农业劳动力就业，取得社会效益。
就扶贫作用来看，企业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活水”，不仅给贫困地区带来亟需的资金，还将市场信息、先进技术、管理方法以及渠道平台与乡村资源要素衔接整合，不断为贫困地区发展注入新活力。在长期产业扶贫实践探索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分别扮演着主力军与新动能的重要角色，而“电子商务”、“产业基地”、“旅游开发”则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产业扶贫模式。
电子商务模式。2017年，阿里巴巴集团上线了兴农扶贫频道，通过政企共建的方式，即阿里巴巴集团运用其线上线下渠道，销售由县级政府推荐的当地优质农产品助力精准扶贫。
产业基地模式。华润集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结对帮扶，逐步将海原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打造成西部髙端肉牛生产基地。华润集团推行“基础母牛银行”业务，既保证了原料供应，又带动了贫困户增收。
旅游开发模式。中国旅游集团对口贵州黎平、云南西盟等五县，用旅游文化产业助力贫困县经济发展。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黎平县政府共同打造黄岗村“美丽乡村”整村旅游村改造项目、帮助黎平打响茶叶品牌、支持西盟职业学校办班、发展西盟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等。
企业在产业扶贫中取得的卓越成果值得赞赏与借鉴，其在推进扶贫工作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也需要被关注。
第一，被“道德绑架”的扶贫观念。一种占据舆论上风的观点认为，企业扶贫是慈善工作。但这既不符合国际潮流和趋势，也会使企业望而生畏，举步维艰。
第二，“有力无心”的操作。多年的商业经历或使企业盲目乐观，但在面对贫困地区时，企业也会遇到“水土不服”。贫困地区的问题具有历史性、特殊性与复杂性等特点，缺乏长远规划、同质化经营、资源与环境协调性差的企业，将无法在扶贫工作中取得实质性与可持续的进展。
第三，企业与民众的“供需错位”。可持续的产业扶贫，其根本在于调动贫困地区民众脱贫意愿。在当前的扶贫实践中，企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贫困民众的发展需要，基于短期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喂养”式扶贫要么无法实现真脱贫，要么存在返贫风险。此外，脱离实际、定制过高的帮扶标准，也会造成致群情不满，影响公信力。
第四，“不受待见”的小企业。在扶贫企业中，有一部分是从农村走出去并成长起来的，企业主充满回报家乡的责任感。但这类企业通常规模小、实力弱，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本补给与政策福利，加之贫困地区政策实施具有预期不确定性，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有限，对农户带动能力也比较弱。
与发达国家主要依靠二次分配以及社会企业自发参与扶贫的方式不同，中国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条“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社会支持”的全社会扶贫模式。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阶段，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企业在产业扶贫当中主体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深化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其本质是通过高效生产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扶贫工作只是企业的一项附属工作，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解决社会问题，或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找寻商业机会将是最佳扶贫方式。
其次，优化企业顶层设计。企业应明确“扶持谁”“扶什么”“怎么扶”，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要依托脱贫标准、立足当地特色产业，更要协同其他组织资源、专业而高效地扶贫。数据显示，2018年，美团的270万骑手中有75%来自农村，覆盖全国781个贫困县，覆盖率高达94%，带动了贫困县67万骑手就业。这种“平台式造血扶贫”，通过科技平台，重构价值链，将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纳入全国生活服务业的产业链中，建立脱贫的“造血”机制，最终实现脱真贫、真脱贫，从而实现人的价值，是创新性的扶贫模式。
此外，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要激发企业的主体观念，摆脱被动响应政府号召的现状，培育内生动力，并坚持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政府服务功能。
政府在构建政策体系，动员财政资金、组织社会力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人口，更需要政府的保障机制，扮演好协调企业与扶贫地区的角色。具体而言，应大力创新农村资本供给机制，精准配备扶贫人才队伍，完善农村企业服务体系，加强总结宣传成功经验，通过所得税减免以及直接资金奖励鼓励企业参与扶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