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中，治理网络暴力又递交了一份新答卷。
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公权力要为受害者撑腰，网暴行为必须付出代价。报告显示，2023年，针对网络暴力“按键伤人”“按键杀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公安部出台司法政策，严惩网暴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屡教不改者。审结网络诽谤公诉案件32件，判决有罪人数85人，同比分别增长10.3%、102.4%。
平心而论，这张新答卷的分量并不轻。单从迅速增长的统计数字便不难看出，各级司法机关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通过对网络诽谤公诉案件的依法审判，将一批实施网络暴力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既保护了被网络暴力折磨、摧残的受害者，更传导了职能部门严惩网络诽谤犯罪、绝不姑息迁就的决心态度。
而今，网络暴力已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公害。一些不法分子采取网络诽谤、侮辱等手段，致使部分当事人“社会性死亡”，甚至出现精神失常、轻生，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影响极为恶劣。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即有一起数人网络暴力致被害人轻生的案例。
从法律上讲，虽然刑法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等涉网络暴力的罪名，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律也明确了，这类罪名属于自诉的范围，“告诉才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证明被告人犯罪的举证责任在自诉人一方，受害人一方起诉维权，须提供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而不是由法院进行查证。
现实中，实施网络暴力的不法分子，通常躲在屏幕后面，网络证据转瞬即消散于“茫茫网海”，普通公民取证手段欠缺，难以固定保存证据，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尽管法律也规定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为对网络诽谤侮辱犯罪公诉留出了一条“通道”，但过于抽象的条文，也给司法实践中带来不少操作困难。
对此，去年9月25日，“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网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准”。《意见》明确，具有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轻生等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等五种情节的，适用公诉程序。
司法政策的明朗，秉持立法精神，具体细化了刑法条款，填补了法律留下的“空白”，不仅便于职能部门“按图索骥”、精准办案，更打通了从“自诉”到“公诉”的司法梗阻，激活了沉睡多时的“但书条款”，大幅减轻了网络暴力受害者的举证负担。
事实证明，司法机关直接“上阵”，更有利于严厉打击各种网络暴力行为。而刚性的法律条款、精准的司法政策，也还需要具体实践中坚持“严字当头”，为网暴受害者撑起法律保护伞。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这次公布的数据，无论审判网络诽谤公诉案件数量，还是判决有罪人数上，都有明显增长，说明板子已经真正落下去了。对于潜在的不法分子，这是不容忽视的教育震慑。
当然，严惩网络“按键伤人”，还不能止步于此。一方面，立法、司法需要持续发力，对网暴的形式变化保持足够警觉，织密法律之网，让网暴黑手付出更为昂贵的违法代价。
另一方面，平台整治、警示教育等措施，还应快步跟上，不断挤压网络施暴者的生存空间，教育公众依法用网、遵规守法，共同营造一方更为纯净健康的网络空间。（文 | 柳宇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