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正义的法槌再一次落下。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做出重审一审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庭上，年仅5岁便遭其拐卖、亲生父母双双悲痛早逝的受害者杨妞花，亲眼见证了这名作恶多端的罪犯面对判决时“垂头丧气、双手发抖”的样子。尽管余华英当庭提起上诉，此案的司法审理程序还将继续，但此次判决无疑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标志性。
去年9月，余华英于本案初次审理的一审中，已经被判处过一次死刑。今年早些时候，拐卖婴幼儿多达11人（加上前罪共14人）的王浩文，也由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加上此前已经伏诛的张维平、周容平，近年来，已有至少4名“人贩子”被判处死刑。这几名被判死刑者的共同点，在于其拐卖儿童的数量极大，且均为主犯、累犯，情节特别严重。尽管在既往司法实践中，拐卖儿童案里的多数被告，都不至于被判死刑，但上述几人的罪行实在太严重，法院对其判处死刑，完全符合刑法第240条的规定。就法律法规而言，他们罪有应得，就天理人情而言，死刑判决更可谓大快人心。
一直以来，关于拐卖儿童犯罪的量刑尺度，社会舆论一直多有讨论。尤其是关于是否应当判处“人贩子”死刑的问题，更是经常引发激烈争议。一方面，在各类犯罪活动中，拐卖儿童无疑属于性质最恶劣的类型之一，其造成的后果之惨烈、余波之深远，可能远远超乎犯罪者的想象。因此，不论是受害者及其家人，还是广大民众，都对此类犯罪深恶痛绝，认为非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但另一方面，从刑法条文出发，拐卖儿童罪的量刑起点为五年有期徒刑，除非符合“情节特别严重”，否则最高判处无期徒刑，另外若对拐卖儿童犯罪一律判处极刑，也可能刺激犯罪分子铤而走险，阻碍对被拐儿童的解救工作。
面对争议，要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司法不能完全倒向任何一边，而应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对犯罪分子施加有力的惩处与震慑，令受害者得到宽慰，也确保合乎比例、宽严相济的法治原则能得以实现。对此，各地法院近年来有选择地对个别罪大恶极的“人贩子”依法判处死刑，便是一种有助于找到这个“平衡点”的司法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英此次接受再审一审，是之前初次审理中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的结果。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余华英当时就已经被判处死刑，法院又何必重走一遍流程？其中原因，在于初次审理中，余华英存在未被起诉的漏罪——当时，余华英仅仅被控拐卖11名儿童，检方后来才发现，她至少涉嫌拐卖17名儿童。
尽管余华英此前已经被判处极刑，其犯罪情节再怎么加重，也无法让她得到更重的刑罚。但是，正如相关新闻报道所言，“拐卖11名儿童被判死刑，死刑判决蕴含的是11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因拐卖17名儿童被判死刑，则蕴含了17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就此而言，重审余华英案当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充分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由之路。也只有让这些人的罪恶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才能形成更有效的社会示范效应。
和更早之前相比，近年被判处死刑的“人贩子”明显增多，但依然受到严格的标准约束，确保犯罪分子的刑罚与其罪行相符。在这一过程中，余华英先后两次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既给了杨妞花以及其他所有被拐儿童一个交代，也是对所有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发出的警吿。初犯从犯、主动投案，可以重新做人；作恶多端、百般抵赖，必定严惩不贷！（撰文/杨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