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引来众多关注是必然。有媒体甚至欢呼，个人破产的时间开始了。
这样的欢呼是有背景的。毕竟，中国个人破产法的出台之路一直磕磕绊绊。
2019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出台《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这是中国首次明确将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但实际上，查阅资料可以发现，早在1995年，人大财经委员会就曾研究、拟定过一份破产法草案。在该草案中，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包括一切法人和非法人企业，以及对非法人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自然人。但这份草案并未进入审议阶段。而后2004年审议的破产法草案以及2006最终通过的《企业破产法》，破产适用范围皆限定为企业法人。
↑资料图 来源：IC photo
担忧很简单：坏账陡然大幅上升怎么办？会鼓励恶意欠债的行为吗？“老赖”会越来越多吗？
恶意欠债的人当然有，但也要看到，欠债不还的，还有一些诚实而不幸的人。
截至2018年底，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有1287万例。其中，不乏遭遇天灾人祸，无钱可还的“好人”。“好吃懒做”也并非欠钱不还的唯一原因，曾有一家金融科技平台对借款用户做过样本调查，发现其中“创业失败”是借款三大原因之一，占比超过20%。
如今，参与经济金融活动的个体越来越多，比如微商、电商。还有大家口中的“房奴”“卡奴”，其实参与的也是一种金融活动。没有个人破产制度，这个基数庞大的人群一旦遭遇不测而无力还债，都将面临无限追责。由此也会引发社会不安定事件，比如恶性逃债；比如见诸报刊的债务人“跑路”事件……用民法调整社会关系，不仅是对债务人的有效救济，实际上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加社会的稳定。
从客观大环境来看，破产法的实施也已经具有了条件。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设立，中国个人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如今，信用报告已逐渐成为每个人的“经济身份证”，渗透到个人的贷款、签证、创业、商业交易等等日常经济活动中。个人征信条件的不断完善，再加上破产法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将最大程度避免个人破产制度成为“老赖”逃避债务的渠道。想转移财产？大数据时代，不存在的，违法成本将远远大于破产成本。
另外，破产法未尝不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护。现有个人债务清理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候债权人的破产呼声甚至高过债务人。一些手中尚有资产但资不抵债的欠债人，一心想着东山再起，并不想申请破产，反而是债权人不想陪着做“翻盘”的梦了，他们只想早日止损。
欠债还钱、父债子还，这是中国民间几千年来的固定认知，因而民众对破产法存有疑虑并不意外。但实际上，中国民间的破产保护却古已有之，比如古时候在江浙皖一带，债务人实在还不起钱了，就会有乡绅出面，让债务人买一头猪，请债权人来家吃猪肉，告诉大家，吃了猪肉后，大家把屋子里除了锅之外的东西分分，然后债务就一笔勾销了。
在这个民间破产程序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屋子里的东西随便拿，但不能端锅，得给人留条活路。破产法，就是给诚实但不幸的人留一口“锅”，留一条后路，给债务人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对创业者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要看到，如果没有个人破产法规，也会制约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市场经济主体规范性退出。目前，全国法院每年都有大量的自然人执行不能案件的积压，客观上不仅阻断债务人的重新发展，影响债权人利益的公平实现，也制约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在深圳之外，山东、浙江等地也已经启动个人破产的探索。几处都是经济活跃地区，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破产法规对营造健康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迫切性。
激活市场是需要容错机制的。据说投行流行一句话，“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360创始人周鸿祎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用这句话诠释创业的艰难。从某种角度来说，企业家是伴随着失败出生的，企业都是向死而生。从这个意义来说，破产的重点在于第二个字，产。通过破产将个人无限责任转化为有限责任，打破其债务枷锁实现个人资产重组，说不定就给了创业者再次辉煌的机会。以前的史玉柱是一个例子，现在的贾跃亭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史玉柱？难说，但并非不能期待。
法律是惩戒，也是引导，是保护，所以柏拉图说：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刘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