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暑假以来，“双减”一直是舆论场上的热门话题。不论是对学业压力有切身体会的青少年和学生家长，还是广大校园教育工作者与教培行业从业人员，都是不小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哪怕是那些不受“双减”直接影响的人，也不难感觉到：“双减”的成败得失，不仅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成长前景，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未来。
此前，有关部门严令整顿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在行业层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占用节假日时间的小学、初中补习班几乎绝迹，平日补习、网课等校外培训形式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站在学生与家长的立场上，不论是否完全认同“双减”，孩子们的自由时间与自由空间多了，同侪之间的竞争压力小了，都是清晰可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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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学校开学，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再度在不少家长心中浮现出来。一方面，新闻中时常出现校外培训借其他名义“死灰复燃”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家长担心：在政府严令整顿教培行业的大背景下，经济实力更强的家庭会不会更有条件寻找别的“门路”，反而损害教育公平？
上周，一则题为“上海保姆式家教月薪超3万元”的新闻冲上热搜，引爆了不少人心中的担忧。报道显示：“双减”之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被严格监管，但披着“马甲”转入地下的学科类培训住家教师、一对一辅导等现象仍然存在。针对这一现象，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就一月薪标注为3万元的岗位，向家政公司咨询应聘条件，对方表示需要本科以上学历、英语六级、有教师资格证、能用英文辅导小学全科、有海外留学经历，且年龄在40岁以下。在上海地区，有资历的老师可以开价到3万元甚至更高。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保姆式家教”第一次出现在舆论视野内。此前，“双减”刚刚启动时，就有不少人探讨过校外培训以“一对一”的形式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的可能。对此，许多网友认为这是对“双减”政策的变相躲避，理当得到纠正。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这类做法在法律法规层面处于灰色地带，一方面缺少明确的规范，另一方面即便有规范依据，出于家庭环境的私密性，也较难实现有效的监管。
面对这一现象，率先报道此事的上海广播电视台采访了教育专家熊丙奇。熊丙奇表示：“教育部针对相关行为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包括在职教师家教、没有合法教师资格的人员家教、以住家保姆名义请家教等都是违规的。”
同一周，人民网也发表了熊丙奇的署名评论《“高端家教”受追捧，“双减”还需进行需求侧治理》。评论指出：“那些动歪脑筋、‘暗度陈仓’、资质存疑的地下学科类培训，无论穿着什么‘马甲’，都在坚决查处的范畴之内。之所以要对此类行为予以严肃整治，除了是为了落实‘双减’方针，更是因为教育天平不容倾斜，教育公平更不能被金钱破坏。”
不过，在抨击此类现象时，作者也坦率承认：相关查处存在“认定难”“查处难”“监管难”这“三难”。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私教问题，还在于引导家长减少“填鸭冲动”。文章写道：社会“需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让家长掌握科学的育儿理念和方法，摒弃功利的教育观和成才观，使家长根据孩子的个性、能力，为孩子规划适合的成才道路。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后，家长也可以逐渐从‘教育军备竞赛’中走出来，学校和社会舆论应该倡导科学育儿理念，不再刺激家长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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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同一话题，《楚天都市报》也于10月14日刊登了评论员吴双建的文章《家教变高端家政，“双减”不能减公平》。针对明显只有个别家庭请得起的“天价家教”，作者质问道：“如此高昂的费用，又有多少人能够承担得起呢？原来不少家庭为了购买学区房，已经贡献了‘六个钱包’，难道现在请个家教，也要拿‘六个钱包’出来吗？”
质问之后，作者写道：“‘高端家政’的出现，给人一种‘双减’只减家庭条件差的观感。如果真的是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被‘无痛分流’，谈何公平公正可言。如果不及时堵上漏洞，加强监管，会让更多的家庭不顾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比拼，结果又导致一场‘竞赛’。”
价格高昂的“保姆式家教”有其问题，其他形式的家教也面临着种种争议。此前，杭州市教育局就“双减”政策背景下大学生家教问题作出了一则答复：“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大学生不能开展针对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引发不少讨论。说到底，不论是收费高昂的“高端保姆”，还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都同样涉及到“双减”的执行力度问题。
对此，封面新闻9月发表的一篇评论写道：“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内在的规律、内在的要求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收缩校外良莠不齐的培训，让学生回归校园这一教书育人的主阵地，踏实接收全面、体系化、规范化的学科教育，也许恰恰更容易出成绩。”归根结底，教育公平不仅与家庭条件有关，如何保障“双减”在落实中一视同仁，才是更多人关心的问题。（撰文/杨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