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回应了外界普遍关注的国家公园是否会对公众开放的问题，强调：“国家公园顾名思义也是人民的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是国家公园重要的理念之一，肯定是要对公众开放的”，“国家公园不能建成无人区，也不是一个隔离区。”并表示：“国家公园其中一个目的也是通过国家公园建设，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国家最美、最优质的生态产品。”
国家公园是广义自然保护地的一种。从人类有自然保护地的概念与实践至今，保护与发展就成为其核心的内在冲突。一个自然保护地的价值能否体现，自然保护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在这对矛盾和冲突上能否做到科学、合理的平衡。
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现代后才产生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理论与实践，解决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冲突。具体而言，现代自然保护的观念、理论与实践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给自然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压力，发生了若干次大规模环境灾难，一度很多野生动物在短时间内灭绝或濒危。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人类开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并力求付诸行动。各种自然保护地的理论与实践并非只有一条道路，但殊途同归，大体都可以归入此类。
既然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因应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那么在其产生之初，“保护”理念实际上就对当时的“发展”冲动构成了某种否定与扬弃。自然，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保护”与“发展”，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否定的，并不是不可解的“矛盾”，但“自然保护”这一概念提出之初，无疑就建立在对“发展导致对大自然的破坏”的否定理解上。
毫不意外，“保护”与“发展”这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先天的内在冲突，在整个现代自然保护史中一直延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这对冲突时而高亢时而低调，但可以肯定，一个自然保护地之所以有价值，很多时候，正在于它存在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冲突。
在多年的发展实践中，全球各国出现了大量功能不同的自然保护地种类。相关国际组织一直试图给这些保护地进行明确的分类，但显然，这些不同的自然保护地种类不可避免地存在功能、管理、定位上的重叠。比如一个典型意义的森林公园和一个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在管理的程度、功能区划分等方面，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也会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同样，尽管中国此前长期占据主流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体系，一直试图用同一种理论和工程建设规范统一起来，但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各类型自然保护区之间，也存在大量的差异性。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发展具有较强延续性，这些差异性也将在新的国家公园体系中存在。
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或保护地的多样性本身，使保护地保护与发展的内在冲突更为明显。多样性排斥“一刀切”的管理，在不同类型保护地内寻找平衡就更需要科学甚至艺术的管理手段。在甲地合适的平衡尺度，在乙地却不然，比如在上海崇明与西藏羌塘，就不可能使用同样的平衡标准。
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大发展，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发展成为重中之重的年代，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取得了极为宝贵的成果与经验，也有很多教训，一度由于主管单位、不同地域、不同行政级别的差异，导致很多管理中的混乱局面，为发展造成保护无力，或过分强调保护而导致发展受影响的情况，也不少见。当然，总体上，直到国家公园体系开始进入主流视野之前，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与管理，是朝着规范化、合理化的方向迈进的。
在中国建设国家公园体系是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史的一次飞跃。国家公园体系与之前的自然保护区等体系相比，一方面是择其重点施为，以国家之力解决一些价值大、意义深远的保护地建设问题，同时，也通过体系的引入与创新，丰富了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空间、发展余地。
整体而论，中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相较与严格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保护”的意味是略显淡化的，而通过“公园”这一概念体现出的对“发展”特别是对“公众共享”的包容度、对给人民生态体验的要求则更强。当然，“淡化”并不是不保护，在该严格保护的内部区域也不会放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林草局回应公众关切，表达的首先是“坚持全民公益性是国家公园重要的理念之一，肯定是要对公众开放的”，并且强调“国家公园不能建成无人区，也不是一个隔离区”。这一回应的前提，也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在既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基础上，试图展现出的创新发展，更为明确的定位和更为精细的管理。
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初成于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全社会自然保护的理念，都在面临转型与升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既是久远的传统，也是崭新的实践。国家公园管理中对发展与保护，对保护与国民共享的尺度，尚需在新时代新发展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文|宋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