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体报道，有细心的手机用户借助于隐私记录功能，查看手机上安装的App访问个人信息的情况，结果令人震惊。某移动教学App在十几分钟之内访问用户手机照片与个人文件接近25000次；另外一款办公App，一个小时之内自发启动7000次，不停地读取用户的通讯录；还有App之间彼此呼应，启动一个，自动唤醒另外十几个，彼此“协同作战”，大量读取用户信息。面对用户提出的，这种做法是否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质疑，App运营者最方便、最现成的托词就是：用户安装App的时候已经点击了同意，建立在用户同意基础之上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但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吗？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互联网化，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各种各样的App。我们在获取App运营者提供的相应服务时，需要与其达成合意，同意其提出的某些条件，特别是授权其获取相关个人信息，这是自愿原则的体现，本来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在很多场景下，获取用户的特定信息本来就是App可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设想一下，用户使用导航软件，却又不愿意提供自己的位置信息，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必须注意到，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用户的“同意”，并不是运营者可以包打天下的挡箭牌，更非其可以恣意妄为的借口。
首先，个人信息保护，在性质上是属于自然人基本人格权益保护，这同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秩序与价值观存在密切联系，因此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则，有相当多的内容具有强行法的特征。这些规则不会因为当事人的合意而改变，必须得到遵守。举例来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都强调经营者、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第1035条也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这一规则就是强制性规则。如果App运营者过度收集对于App运行来说根本不必要的个人信息，就属于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即使用户在安装App的时候点击过“同意”，相关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仍然不具有正当性。还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用户知情同意，指的是即使App运营者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在整体上没有违反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也仍然需要获得用户的同意。对此，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得都非常清晰：获得用户的同意与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是“并列”关系，缺一不可。民法典也有相关规定。就此而言，用户同意，不可能具有授权App运营者违反该原则的效果。这是因为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则具有强行法特点，相关规则，不能被当事人的约定予以排除或改变。
其次，即使用户在安装App的时候点击了“同意”，也并非一概可以解释为已经概括地对App运营者所有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都进行了有效授权。现在有一种情况相当普遍：App的运营者在用户安装协议中以模糊不清的表述，要求用户一揽子地、概括地同意其收集相关范围根本没有得到清晰描述的各种个人信息。用户对这种条款的同意并不意味着App运营者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这种所谓的一揽子授权，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没有法律意义。因为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所讲的用户同意，是一种具有严格内涵的“知情同意”，也就是基于App运营者一方，对个人信息收集条款的意图、目的和范围之类的要素，作出明确解释和清晰告知基础之上，用户一方给出的同意，才是有效的同意。如果运营者给出的相关表述含糊不清，一般用户根本理解不了其含义，这就不属于明确的解释；如果把个人信息收集条款夹杂在一大堆其他文件之中，使得用户无从识别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不属于清晰的告知。如果存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用户“知情”的前提，相应的，用户给出的同意也就没有多大的价值。我国合同法和即将实施的民法典均规定，格式条款的使用者，如果不对涉及相对人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那么相关的条款不被视为订入合同之中。这种情况对于App运营者一方制定的收集个人信息的格式条款，同样是适用的。
笔者在这里并非为App运营者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扣上一顶“原罪”的帽子。事实上，正常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用户对此也可以理解。但正如笔者反复强调的是，毕竟个人信息保护涉及个人基本人格利益，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因素，国家的相关法律对其有底线性要求。而这些底线是任何App运营者不得逾越的红线。就此而言，用户在安装App的时候，点击的那一下“同意”，并不能成为某些运营者在个人信息收集处理问题上恣意妄为的借口。（作者：薛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