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我们视频截图。资料图。
“人脸识别第一案”判了。去年４月，郭兵支付1360元购买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双人年卡，当时确定指纹识别入园方式。郭兵给园方留存了电话号码等信息，并录入指纹。之后，园方单方面要求改成人脸识别。
被惹恼的郭兵于是在去年10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野生动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并以野生动物世界违约且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赔偿年卡卡费、交通费，删除个人信息等。
目前，一审判决园方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不过郭兵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由于其大部分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将继续上诉。
身为法学副教授的郭兵把自己的“脸”要回来了，这是法律为人脸信息撑腰。不过这次诉讼主要还是个案化解决郭兵本人的诉求，没有确认野生动物园要求刷脸本身的不当性，这未免令人遗憾。
事实上，仅从合同法上说，杭州这家动物园就理亏在先：签合同时约定刷指纹，之后单方面更改合同，要求刷脸，这本身就是违约。法院判的也是园方违约，但是，判决没有否认园方要求刷脸的正当性，甚至在判决中明确“野生动物世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其行为本身并未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原则要求”。
▲图片来自新京报。
《网络安全法》第41条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既然指纹就能识别消费者的身份，防止年卡被冒用，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刷脸技术？这符合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必要原则”和“最小够用”标准吗？
推而广之，刷脸技术成为资本驱动之下的“风口上的猪”，不管有没有必要，什么场景都要加一个“刷脸”，刷脸成了各种场所中的时髦做法。不过，是否所有的刷脸场景都经得住考量？
比如，小区住宅等一般性场所，刷门禁卡等就能起到安全防护的效果，并不需要拿走公众的具有唯一性的指纹、脸面等生物信息。
再比如，公厕卫生纸常被多拿、偷拿，但为此就让公众“刷脸”，也不符合法定的收集个人信息的“必要原则”。
实际上，人脸识别作为一项新技术，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要有明确的限制条件与应用场景，不能被滥用。比如有学者就提出：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底线是，除了特定部门的执法活动之外，任何机构、企业和个人都无权通过人脸识别调查和追踪个人的私人生活。如果这样的原则不被明确，人脸识别还将被滥用，郭兵的胜诉，也只具有个案的意义，无法带来普遍的改观。
必须明确，包括人面部信息、指纹、虹膜在内的民众生物信息，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物业公司、动物园等公共场所不能说要就要。收集个人信息必须符合“必要原则”和“最小够用”的原则，能不用生物信息的，就不应该用。
今年10月，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条例新增了“不得强制业主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设施设备，保障业主对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权”等内容，有望成为中国首部明确写入人脸识别禁止性条款的地方性法规。
科技可以让生活越来越方便，但黑技术应用都不应偏离个人信息保护本位的原则，刷脸能不用就不用，而不是拿了公众的“脸”之后其他再说，这应该是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原告胜诉，有着标志性意义，但如何规范各种应用场景下的人脸识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沈彬 （媒体人）